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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让周樟寿的文书本人说话”

鲁迅对于20世纪中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于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而且在于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与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变动紧密相连。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对鲁迅的阐释和研究呈现出政治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由于中国共产党成了独一无二的执政党,并以彻底排他的方式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因此,这时期关于鲁迅的一切阅读、解释与阐发都必须纳入这一整体的意识形态框架;但根据各人对马列主义和鲁迅著作的不同理解以及各人政治地位、阐释目的之不同,在统一的意识形态表象背后却隐伏着许多分歧、冲突和差异。这首先表现在以胡风、冯雪峰、周扬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意识形态官员之间的冲突与分歧。胡风坚持从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理解鲁迅,不同意将鲁迅的思想分成前后两个时期,而把改造国民性、建立“人国”及他所概括的“主观战斗精神”当作鲁迅思想和精神的核心与基点;并且坚持对现实社会采取批判性的考察和认知态度,反对“阿Q时代已经结束”的论断。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是这一派的代表作。但他们在50年代中期就遭到政治性的清洗,从而丧失了进一步健全、发展与深化的机会。冯雪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保护下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鲁迅研究体系。他延续瞿秋白的思路将鲁迅思想分成前后两个时期,但对其前期思想也给予崇高的评价,称他“比当时的任何一个革命领袖或思想界权威都来得进步”,将他概括为一个在思想上“终生都在找路的人”;冯氏还以极为难得的开放性世界文学视野考察了鲁迅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过阿Q是个思想性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的论点。受冯氏较多影响的陈涌以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理论蓝本对鲁迅前期小说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研究,对这一时期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鲁迅小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也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清洗。此后,郭沫若、冯乃超、周扬等政治意识形态官员及其追随者的“鲁迅观”更占主导地位,他们以凝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解释鲁迅的价值与局限,用政治术语来概括鲁迅的思想变迁,用阶级斗争的框架来看待鲁迅当年所从事的思想斗争与文化论辩,鲁迅不再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与品格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而沦为可以任意打扮和曲解的权力斗争与派性斗争的工具;到“文革”中更是走向极端与荒唐,鲁迅被解释成在政治领袖和无产阶级革命面前俯首听命的小学生和马前卒,至此,鲁迅研究完全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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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前提,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尽可能真实地再现鲁迅所处的政治文化氛围,尽可能以翔实准确的史料研究20世纪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政治、文化制度的运作,以及由此形成的普遍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并由此认识鲁迅的实际反应及采取的不同文学策略,即通过对特殊政治文化语境的揭示,以期找到鲁迅文学活动的重要特征,以及鲁迅身后“符号化鲁迅”产生的重要依据,以达到对鲁迅文学的准确把握和全面中肯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以后,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一批中青年学者进入了鲁迅研究的行列,显示了与自己学术前辈之间的极大差异。他们结合自己曲折的人生经验和感受,将前此的鲁迅研究中所出现的理论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并力求使之明晰化、系统化,从而尝试在理论框架与研究模式上突破旧的规范,建立起一套新的研究体系。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摆脱主导意识形态的限定,从研究者个人的现实人生感受出发,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社会历史作用为基点,第一次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作了明确区分,从而将国民性改造思想作为鲁迅思想和创作的最坚定的理性基础,以此清晰地凸现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和作品在中国反封建思想斗争进程中无与伦比的重大历史作用。在研究方法上该著也拒绝长期以来蔓延不绝的概念先行的公式化倾向,对鲁迅其人其作都尽量给予历史主义的还原,努力将它们放置到特定历史时空中去加以考察和描述。该著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出现了不少表示认同或激烈批评的争鸣文章。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则是一部充满启蒙主义激情的鲁迅研究著作。作者以自己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为底蕴,不再简单拜伏于权威理论话语及自己的研究对象面前,而以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追求的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主动与这位本世纪的“民族魂”认同和对话,从而多层次地揭示了鲁迅思维方式、内在心境与情感以及艺术创造辩证法等诸方面的复杂意蕴。研究范式上,该著从分析鲁迅本人常用而又富有典型意义的“意象”入手,经过分组与归类,层层开掘其间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化、精神、情感和艺术内涵,被学术界称为“意象——文化”研究方法的最初实践者。作者感情坦荡直率,行文热烈真诚,在青年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站在开放的世界哲学文化背景上,着重探讨鲁迅精神主体的独异性及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了鲁迅精神世界内部极为特殊而又复杂的结构形式,并在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将“历史的中间物”当作鲁迅精神的核心意识。比起前此的各派鲁迅研究,该著更清晰地揭示出鲁迅精神结构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特征之间的关系,也更深刻地展现了鲁迅独特情绪体验的内在依据。与前此从作品文本出发探讨作家主体意识的研究路径不同,汪著还将作品文本看成是作家主体精神结构的投射与外化,从而为开掘鲁迅作品的多重复杂意蕴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实现了研究方式上的一大转移。尽管这些研究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它们在理论与方法上对于鲁迅研究的开拓与创新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

  张:这是第一次系统讲鲁迅,我的博士生有一半是国内来的,他们在国内多少都接触过鲁迅;美国和欧洲的博士生则是第一次系统接触鲁迅。西方的大学教育不是文学史体制,我觉得文学史体制的教育弊大于利,学生在一个专业范围内,四年、七年或者十年在文学史的框架里爬梳整理,弄不好会限制他们直接面对文本,他们的阅读能力、阐释能力、创造力,都会被史的框架给压住。这边的特点就是真正感兴趣的人一起进行文本细读,同时学理论、历史,跨学科地研究,比较开放。在一个很松散的结构里反而会有独立研究。当一个人面对文本的时候,是面对独特的东西,面对自己的经验和体验,面对自己的问题。不管好坏,通过细读和自由讨论,对独创性批评和学术史是个帮助。

   其中,由驻港美国新闻处直接出面,于1952年3月成立的“今日世界出版社”,负责翻译与推广美国文化,主要业务在于译介美国文学名著,提供优渥稿酬,约莫出版三百余册的“今日世界译丛”。“今日世界译丛”稿酬丰厚,所以吸引许多港、台名家加入译者的行列,透过林以亮与台大外文系夏济安的关系,联络台大外文系和台师大英语系的一些学者,其中包括了许多名闻港、台的作家和学者:作家如张爱玲、叶维廉、叶珊等,香港的译者如刘绍铭、思果、林以亮等,台湾的译者如梁实秋、夏济安、朱立民等[14]。这些译作当然值得肯定其引介美国文学的贡献,不过,也正如学者傅朗所指出的,“译丛”:“作为一个引进西方先进思潮媒介,却把焦点全数放在美国,而无西欧作家,更遑论东欧,和中国大陆引进东欧作家的文化政策形成对比,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清楚可见”[15]。因此,重点不在于引进美国文学的行为本身,而是一种单边的、非全面性的引介,对读者与作者的美学品味影响如何?若从典律形构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anon formation)的角度来看,当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学,成为单一的美学标准来源,不少缺乏主体性的世界各区域作者,自然不免接受了一套美国为首的美学与价值观。

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之关系,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学上。因此,在涉及相关政治文化问题时,要将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摆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加以探讨,即看政治文化对鲁迅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程度,它在鲁迅文学特征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说到底,只有与鲁迅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政治文化的某些方面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需要强调的是,探讨政治文化之于鲁迅的关系时,我们不是从某种“政治”的要求去评价文学的得失,而只是以此作为观照鲁迅文学的一个“角度”。

鲁迅研究是20世纪中国思想研究与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极简要地描述介绍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分阶段考察了其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泛政治化”阶段及“新时期”以来的主要研究框架、研究视点以及所得出的主要论点和成果,并适当分析了各家观点分歧之成因,从而由一个侧面印证了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升沉起伏、曲折多变。

  姜:那您为什么否认鲁迅是自己的心灵对话同伴呢?

   就这样,确保国家安全的“共同目标”将联邦政府、三大私人基金会和部分学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地区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三位一体体制出现,主要表现为三者间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分工,人员明显交叉且频繁流动。[16]

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能为鲁迅的文学选择和文学价值提供新的解释,回答鲁迅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丰富对于现代文学发展规律性的认识。鲁迅与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政治变迁在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时,鲁迅所经历的社会改革进程不能回避政治的影响作用,所以鲁迅必然受到政治变迁的影响。对于这一认识,学术界并无异议。但是,鲁迅到底受怎样政治语境的影响,与政治语境的关系怎样,鲁迅的文学因此具有怎样的价值?关于这个问题,却出现截然对立的理解。概括来说,一种是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凸显鲁迅的“政治性”,认为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代言人”。另一种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对于鲁迅文学创作“自主性”加以强调。在简单判断孰是孰非之间,我们首先应该寻找对立观点的“一致性”。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现象,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两种截然对立的结论的发生,受制于各自结论发生背后的政治文化语境;另一方面,鲁迅的文学道路自身就具有特殊性,这决定着鲁迅能与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对话”,从而能够“参与”身后历次的社会文化变革进程。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鲁迅所享有的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毕竟也给学术意义上的鲁迅研究提供了相当的空间,其间最主要的成就是鲁迅研究资料的系统而又大规模的搜集与整理。鲁迅本人的佚文、书信继续被搜集、发现并编辑出版;由各式不同人员撰写的回忆录也纷纷出现,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及《知堂回想录》尤为平实质朴、信息丰富,许广平、冯雪峰的回忆录尽管掺入不少回忆者的加工与改造,但与巴金、许钦文等另一些鲁迅同时代作家的回忆文章一样,为后来者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1958年由国家级权威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对中外鲁迅研究史以至中国当代文化史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为国内读者提供了主导意识形态之外的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植根于中国现代本土的思想资源;1973年该社重印了1938年版的包括鲁迅译文在内的20卷本《鲁迅全集》,客观上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有关鲁迅的生平资料在这时期也得到较为系统的分类整理,薛绥之等主编的多卷本《鲁迅生平资料丛钞》是较有代表性的。这些都为当时及其后的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这一阶段对于鲁迅作品的研究也自有特色和收获,最主要的一点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体系中鲁迅地位的凸显。无论在具体阐释上主流意识形态打下了怎样深的印迹,但形形色色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都将鲁迅摆在首要位置,都向一代代的大学中文系学生介绍了鲁迅及其作品,这就为他们进一步阅读和理解鲁迅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台阶。关于鲁迅小说的研究也主要围绕着大中学里的鲁迅作品教学而展开,大量的研究著作和文章都按通行的理论观点解释和分析了鲁迅其人其作,既不同于纯政治功利性的解说,也不同于从个人阅读感受出发的立论,虽难以出现理论性的突破和创新,但对于扩大鲁迅小说的社会影响也功不可没。陈涌、朱彤、许钦文、李桑牧、何家槐等人关于《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的研究是其中的代表作。对鲁迅杂文的政治化阐释甚为普遍,但也有人较注意它们在政治性与艺术性之间的结合,唐弢《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一文首次提出鲁迅杂文中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问题,是这时期公认的研究成就;钱谷融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也是侧重艺术分析且富有创见的论文。时代的局限在对《野草》的理解中尤为突出,冯雪峰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看待《野草》,因而无视它的巨大艺术成就;王瑶在《论〈野草〉》里肯定它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在主流理论框架的约束下也无法合理解释其中的寂寞、虚无与彷徨等情感特征。另外,王瑶对于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的考察,韩长经对于鲁迅小说与俄国文学关系的阐述,张向天、周振甫对鲁迅旧诗的笺注,张望对鲁迅与美术之间关系的梳理,等等。都是这时期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并为下一阶段的鲁迅研究开辟了值得进一步挖掘与深化的层面。

  采访人:姜异新,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以下简称张、姜)

   当时台北美国新闻处更几乎扮演台北文艺沙龙的角色,前卫展览无不以能在此举办为荣。大学生“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顺口溜说法,中间没说到的一段则是“看看看,看今日世界”。[12]

政治文化视角的引入,可以将鲁迅研究推向深入。由于“政治文化”摆脱了将“政治”简单理解为政策纲领的局限,能够超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代文学”的话语范式以及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自主的本体”“审美”的范畴的局限,从而能够呈现出政治和文学之间复杂的纠葛,弥补既有文学研究关于“政治”和“文学”之间关系研究的空白。

比起本世纪的其他作家,八九十年代关于鲁迅的研究与出版活动一直相当丰富而活跃。1981年,汇集全国鲁迅研究专家数十年的积累、取前此各版《鲁迅全集》之长的新版16卷本《鲁迅全集》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从此成为海内外鲁迅研究界的最新权威版本。鲁迅生平史料的编辑与整理更趋系统化,并在前一阶段多卷本《鲁迅生平资料丛钞》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五卷本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史料与研究并重的《鲁迅研究资料》辑刊,其出版家虽屡经易手,但至今仍坚持出版了20多辑。专门的刊物则有《鲁迅研究月刊》(其前身是《鲁迅研究动态》)。这一阶段的研究范围也几乎遍及鲁迅文学文化活动的一切领域,小说、杂文、散文诗、旧诗、美术等传统研究领域自不必说,关于他的美学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自然科学思想以及其小说史学理论、写作艺术、书信、文学翻译活动,等等,也都有研究专著出现(更不用说单篇的研究文章)。在诸多的传记作品中,朱正的《鲁迅传略》、林非和刘再复合著的《鲁迅传》、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都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引起了不同读者群体的强烈反响。随着文化交流的发展,海外的鲁迅研究著作与文章也得到了翻译和介绍,其中夏志清、林毓生、李欧梵等人关于鲁迅其人其作的一些观点对于国内鲁迅研究界都产生过相当大的震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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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国民党政府仰赖美国政府的支持,使得美国几乎垄断了海外文化输入台湾之管道。从1951年到1970年,共同安全法案、史墨法案以及傅尔布莱特法案就是华府在台湾进行文化外交的最主要工具。美国政府利用教育交换活动,灌输台湾党、政决策者和意见领袖、学生亲美思想,并利用他们将美国理想、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传播给台湾社会大众,甚至东南亚的华人社会。[1]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能够为国家文化、文学体制改革提供参考。文化、文学体制决定着知识分子与政体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整体的文化氛围和文学氛围,对于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怎样的文化、文学体制对于现实中国文化发展最为适宜,这是国家文化、文学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不同的政治文化会对文化和文学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鲁迅是现代知识分子产生后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他的文学道路,他对后世文学的“参与”方式,能够彰显出不同时期不同文化、文学体制的得失。

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鲁迅研究进入一个多元批评视角初步形成的阶段。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对鲁迅其人其作的理解与阐述上打下明显的印记,各个不同派别的鲁迅观都得到一定的表达,研究专著开始出现,鲁迅生平资料和鲁迅著作全集也开始出版。首先,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北新书局,1936年)在本阶段的鲁迅研究中独辟蹊径,首次将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诗与翻译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完成了第一部系统而完整的鲁迅创作论。与同时期其他论者较多地借用某种意识形态批评框架的情形不同,李长之主要从自己对于鲁迅作品的感受与鉴赏入手来分析作家艺术创造上的得失,从而得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发现:鲁迅的独特人生感受方式、鲁迅作品的抒情性、鲁迅杂文的巨大成就(认为新文学诞生以来“还没有第二个”)及其发展轨迹与独特的幽默方式的来源,等等。不过,从他的论式出发,他不认为鲁迅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大建设意义的思想家,而只是一个勇于向旧世界抗争的杰出的“战士”。其次,占这时期主导地位的是从各自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鲁迅所作的研究与批评,他们一般都充分肯定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价值和意义,但其间又各有自己的切入视角与侧重点。何凝于1933年编选出版《鲁迅杂感选集》并撰写长篇序言,第一次高度评价了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也是第一次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鲁迅思想的变迁和发展。他所提出的鲁迅杂文是一种战斗的“社会论文”的观点,关于鲁迅经历了“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前后期思想转变的表述,在其后的鲁迅研究中产生过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冯雪峰在《革命与知识阶级》等一些单篇文章里阐述了共产主义政治革命与鲁迅所从事的社会思想革命的异同以及相互间的辩证关系,并肯定了鲁迅的思想立场及行为方式的独特价值与意义。这些阐述和分析与20年代末期一些标榜新的社会理论与文学口号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之间的区别相当显著,后者只是对鲁迅的思想、创作与人格作了一些简单而粗暴的裁判、否定以至攻击。到了40年代,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胡风则从鲁迅独特的生活实感出发来考察鲁迅的思想特征,指出源于鲁迅人生态度的“内在战斗要求”与其“外在战斗任务”之间达成了完美结合,并第一次将鲁迅的前期与后期思想看成一个独立的有机整体。身为政治革命领袖的毛泽东也充分意识到鲁迅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思想与社会的巨大意义,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家”说(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并鲜明地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一次演讲中他还说“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毛泽东成为对至今为止的国内鲁迅研究史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个人。这时期在观点与方法上都属于左翼或深受左翼思想影响的鲁迅研究著作还有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远东书店,1940年),平心的《论鲁迅的思想》(长风书店,1941年)、《人民文豪鲁迅》(心声阁,1947年),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文献出版社,1942年),萧军编《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鲁迅文化出版社,1941年;第二辑,东北书店,1947年),何干之《鲁迅思想研究》(东北书店,1948年),雪苇的《鲁迅散论》(光华书店,1948年)等等以及大量的研究和纪念文章。其三,一些具有不同话语背景(主要是留学欧美后回国的留学生)的作家对鲁迅作出了与上述种种论述迥然不同的论述与评价,有的还带有明显的党派对立色彩。梁实秋崇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对鲁迅的社会立场、文学观念、杂文成就、翻译风格等都持否定态度,两人之间发生过一系列激烈的论争。苏雪林虽然肯定鲁迅的小说成就,但对他的杂文创作、后期政治态度以及个人道德都进行了激烈的否定与攻击。此外,伴随着鲁迅在1936年去世,各种怀念、回忆、追述作者生平事迹与经历的文章和文集也在这个时期大量出现,其中史料价值较丰富,影响也较大的有郁达夫《回忆鲁迅及其他》(宇宙风社,1940年)、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妇女生活社,1940年)、王冶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峨嵋出版社,1943年)、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作家书屋,1944年)及许寿裳的《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台湾文化协进会,1947年)、《亡友鲁迅印象记》(峨嵋出版社,1947年)等。由鲁迅夫人景宋及其他知名文化人士共同编辑、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为之作序的20卷本《鲁迅全集》也于1938年出版,由此大大增强了鲁迅在中外文化界的影响。

  张:我是65年出生的,识字读书的“发蒙”期大部分是在文革期间,家里除马列毛选和一些零星的世界文学名著外,就是一些鲁迅作品的单行本或选集。最初觉得鲁迅的语言不是很顺,非常曲折。杂文和论战性文字看不懂,也没觉得有意思,但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样的散文还是很好接受的。这跟鲁迅没有直接关系,而是跟阅读活动本身有关。那个时候的文化环境相对单调,没有影视和网络,也没什么好读的书,所以读鲁迅也带有一种自我强迫的味道。现在的孩子读物太多了。让他们非常自然地一下子接触鲁迅就马上被吸引,这是很难想象的。但在当时是有可能的。那时的学龄儿童与严肃文学接触得非常多。77、78年我正处在高小初中阶段,是求知欲最强的时候,当时世界文学的书一下子就开禁了,很多兴趣都是从阅读文学培养起来的。后来我到美国读研究生院,与美国、欧洲和港台的同学聊,他们都发现我读的书比较多。实际上,他们从来都不缺少书,但他们还有各种各样别的爱好,从发展心理学上来讲是很健康的成长。而我们处在一个被筛选过了的文化环境里面,能接触到的都是经典,没有太多别的分散精力的东西,想看“庸俗”的东西也没有,只有“高雅”的。一直到80年代初都这样。这是我们那时的教育特殊的地方。鲁迅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被我接受的。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data/111542.html 文章来源:保马

要回答鲁迅文学道路的独特价值,必须首先了解鲁迅其人其文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性,又怎样促使鲁迅在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中彰显不同的价值。可以说,鲁迅的身上集结着“意识形态阐释者”和“审美理想追寻者”的矛盾统一性,这决定着鲁迅特殊的文学创作道路。无论是鲁迅“从文”的动机还是方式,无论是鲁迅的文学观还是其创作题材、形式等各方面的倾向,都体现出鲁迅对于文学“意识形态功能”和“自主性”的双重反思。同时,鲁迅与政治的关系,历史地、阶段地呈现不同的形态。文学史研究应该历史地、具体地探讨鲁迅与不同时代政治变动之间的关系。

范家进,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男,浙江开化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张:心灵对话的同伴倒谈不上,因为从当时的阅读欲望来讲,中国现代文学并不特别吸引人,因为大家的口味其实都是被当时所能接触到的世界文学和古典文学经典塑造的;到80年代初期,又增加了一些欧美现代派,如福克纳、艾略特、卡夫卡等等,所以在审美和知识层面上,像我这样的读者并没有特别关注过鲁迅乃至现代中国文学。除了在练习写作时留意个别现代作家的风格和笔法外,在“精神”层面上,并没有特别以现代中国作家为“对话者”,也没有有意识地与鲁迅进行对话。这也许是我们同经历了“上山下乡”的那一代年轻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基本上是从书本到书本的。但是,鲁迅总是以他独特的方式回到我们身边。

   本文所论的夏氏兄弟,在1950、60年代间,在自中国大陆出走后,都曾以学者身份居留在美国,并在此时期接受冷战学术体制(若在台湾则为冷战下的美援文艺体制)所提供的研究资源,进行不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以视为战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海外的先驱,正是“区域研究”中“中国研究”或“亚洲研究”的重要个案。本文将先针对冷战下的文学研究与典律政治的关系,进行一研究框架的建构;再依次就夏氏兄弟的“鲁迅论”进行分析,希望能深化理解文化冷战的实际运作及其影响,这对1950、6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以及东亚冷战下的文艺史、台湾文学史等领域,应当都有相当裨益。

就鲁迅研究来说,“政治文化”视角的引入彰显出20世纪中国政治变动和鲁迅“文学价值”之间的复杂关系,给鲁迅的特质找到新的依据,提供新的解释,揭示政治影响下文学建设的规律性。同时,从“政治文化”视角研究“符号化”的鲁迅是如何参与后世文学建设之中,可以凸显不同时代由政治文化变动带来的文学思路的“交错”“转换”和“对话”,更有助于对现代文学“文学建构”规律性的探讨。

首先,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北新书局, 1936年)在本阶段的鲁迅研究中独辟蹊径,首次将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诗与翻译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完成了第一部系统而完整的鲁迅创作论。这时期在观点与方法上都属于左翼或深受左翼思想影响的鲁迅研究著作还有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远东书店, 1940年),平心的《论鲁迅的思想》(长风书店, 1941年)、《人民文豪鲁迅》(心声阁, 1947年),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文献出版社, 1942年)。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站在开放的世界哲学文化背景上,着重探讨鲁迅精神主体的独异性及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了鲁迅精神世界内部极为特殊而又复杂的结构形式,并在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将“历史的中间物”当作鲁迅精神的核心意识。

  

   笔者留意到,有两种主要的支配台湾战后文学典律形构的文学体制性力量,其一当然是战后国府藉由“国家文艺体制”所建立起来的(反·共)中国性的美典;其次,便是通过美援此主要管道,藉由“美援文艺体制”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性的美典。关于后者,目前文学史论偶或提及,但并未真正深入评估写入文学史的可能性。然而至少在1970年代以前,这两种美典轮流领导着战后的台湾文学生产潮流,直到70年代以后乡土性、阶级性的美典,才出现了被挑战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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